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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每一座城市都有独属于它的文化读本。这片土地上，是谁燃起了第一缕炊烟，谁砌了第一块墙砖，又是哪年哪月有了这如许多的礼俗风化，又因了何许契机有了鸿儒论道的旷世奇遇？《今日婺城》携众地方文化学者，以一个人、一本书，解锁婺城文化的一个面，带领读者循着书香读婺城。

　　从万年上山到千年婺学，金华位于“浙江之心”，自古是一片文明发迹、文化繁衍的热土。从吕祖谦、陈亮、唐仲友到何、王、金、许“北山四先生”的代代名儒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“婺学”文化体系。那么，在源远流长的“浙学”文化体系中，“婺学”与“浙学”是何关系？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和方式深刻影响“浙学”萌发、形成、兴盛和变革的？本期“书香婺城”邀请到了地方文化学者吴远龙，带领读者回望千年，讲述“婺学”与“浙学”的璀璨星光。

　　既有研究表明，两宋以前，浙江几无名震一方的学术大腕，更无自成一统的学术流派，在中国学术江湖上不显山不露水。而在程颢、程颐“二程”之说传入浙江之前的北宋年间，在金华却悄然兴起了兰溪范浚“香溪之学”闻名于世，学界称之为“婺学之开宗，浙学之托始”，也就是说“浙学”由此生发。作为宋代名气最盛的学术大佬朱熹，对范浚也是仰慕不已，并为“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”而抱憾不已。朱熹是最早提出“浙学”概念的，他共三次提到“浙学”。《香溪文集》有载“初不知从何学，其学甚正，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，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，无少外慕”，他还亲自为范浚作《范浚小传》。他在《朱子语类》中又再次论及“浙学”，称“江西之学只是禅，浙学却是功利”“若功利，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。此意甚忧也。”，此处指的“浙学”实际上是指金华、永康、永嘉的事功之学，当然，他是持批判态度的，但至少说明彼时“浙学”起势于金华，是为源头。

　　“浙学”的真正成型与兴盛，当在宋室南迁、“二程”之说传入浙江的南宋时期，集聚了大批名儒雅士，一时成为“浙学”核心区和最主要的发源地。由吕祖谦性命之学、陈亮事功之学、唐仲友经制之学共同组成的“金华学派”盛极一时，与朱熹理学、陆九渊心学并称三大主流学派，吕祖谦则与朱熹、张栻同框出镜并称“东南三贤”，着实为金华争得了无上荣光。因学术之兴盛，金华因此被誉为“小邹鲁”。既能入列浙江唯一的全国三大学术流派，说它是“浙学”的源头自不为过。自己说了不算，借名家之说会更有说服力。作为“浙东学派”创始人的黄宗羲在《宋元学案》之“东莱学案”中直言“宋乾、淳以后，学派分而为三：朱学也，吕学也，陆学也。三家同时，皆不甚合。朱学以格物知致，陆学以明心，吕学则兼取其长，而复以中原文献统润之”。黄宗羲不仅充分肯定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“金华学派”的独特地位，而且还点明了“金华学派”一个非常独特的气质“兼取其长”。此后，清代金祖望在其修补的《宋元学案》之“说斋学案序”中进一步称“乾、淳之际，婺学最盛。东莱以性命之学起，同甫以事功之学起，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”。

　　元明时期，由“北山四先生”和吴莱、黄溍、柳贯、吴师道、王祎、宋濂等组成的金华文人群体，在“浙学”星空中熠熠生辉，撑起了金华的“浙学”高地地位。元代的“北山四先生”何基、王柏、金履祥、许谦被称朱学之嫡传，以“四书”之学见长，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之“北山四先生学案叙录”中称其为“浙学之中兴”。“北山四先生”还与吕祖谦一道，入列孔庙从祀的14位浙江先贤名录。

　　吴远龙认为，文化总是通过纵向的传递和横向的传播而生生不息发展的。“金华学派”作为“浙学”的“祖地”，它始终是开放的，用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“朋友圈”，助推“浙学”的演进发展，进而强化“浙学之源”地位。

　　其一是通过师承关系。史料表明，作为“金华学派”开创者的吕祖谦，在武义明招山开设“明招讲院”门生最多时有300余人，其中有不少是从宁波、绍兴、台州等浙东地区慕名而来的，即便如“永嘉学派”代表人物陈傅良、薛季宜、叶适，也是吕祖谦的学生辈，都听过他的课。而朱熹则把自己的儿子朱塾送至吕祖谦门下求学，其女婿黄幹是吕祖谦的门生。黄幹把吕学传于王柏，王柏曾任“丽泽书院”山长，到台州、应天府等地讲过学，吕学得以更大范围传播。在吕祖谦师承谱系中，有两个门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传播作用。一个是胞弟吕祖俭。吕祖俭师承吕祖谦学问，任职宁州时，与“甬上四先生”(明州四先生)舒璘、沈焕、杨简、袁燮甚为相交，在学术交流和讲学中传播了吕学。另一个是门徒楼昉，他把吕学传给宁州的王撝、王应麟父子，由于王氏父子在宁州地区名气很大，吕学也因此推而广之。

　　其二是通过书院这个平台。金华是书院文化的高地，《中国书院史》中有记载的金华书院有47座，名列浙江第一；《浙江通史》中有记载的金华书院有30余所。南宋时的丽泽书院、石洞书院、五峰书院等均十分有名，丽泽书院更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。书院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，又是思想创造的阵地，还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窗口，经常会吸引学术名家前来讲学或学术切磋，在思想火花碰撞中推动学术繁荣的同时，又扩大了“金华学派”的对外影响。朱熹、陆九渊、陆九龄先后多次到五峰书院、石洞书院讲学，叶适曾作为石洞书院首席主讲，陆游也曾在石洞书院讲学。但凡书院，总会举办一些学术论坛，吕祖谦主持的“鹅湖之会”不仅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“华山论剑”，也是“金华学派”走出去扬名立万的经典案例。

　　其三是个人私交和书信来往。朱熹与吕祖谦虽学术观点不同，但两人私交很好，朱熹所写的文章都会先寄给吕祖谦审，吕祖谦也会详细批校修改，而且还一同完成了《近思录》。据考证，朱熹私信吕祖谦达104封，而吕祖谦私信朱熹64份，而且还先后三次相邀聚会，探讨学问。正是这种个人私交和私信，促进了不同学术的交融和共同发展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学术著作也成为传播“金华学派”思想的重要载体。金华被称为“文献之邦”，是宋代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金华历史上曾有6000余种文献，现存约800余种。由于发达的刻版印刷业，使得“金华学派”吕祖谦、陈亮、“北山四先生”、宋濂等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走出金华，为浙江乃至全国各地为学之人收藏学习，从而扩大了“金华学派”学术思想的对外传播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“浙学”人文精神里留下了深刻的“金华学派”烙印。

　　吴远龙介绍，吴光、董平、梅新林、徐儒宗、黄灵庚等浙江学者，从不同角度解析了“浙学”蕴含的基本精神，认为从王充的“实事疾妄”、吕祖谦的“经世致用”、陈亮的“农商相籍”到叶适的“崇义善利”，再到黄宗羲的“民主经世”和蔡元培的“兼容并包”，“浙学”具有民本、求实、批判、兼容、创新、开放等基本精神，这些精神与以人为本、自强自立、开放创新、诚信务实、多元和谐的当代浙江精神是一脉相承、融合打通的。

　　如果作进一步分析，“浙学”具有的上述精神，有着明显的“金华学派”的烙印，换言之，“金华学派”是“浙学”人文精神的重要源头和集中代表。以黄宗羲、刘宗周、万斯同、万斯大、邵廷采、金祖望、章学诚等为代表的“浙东史学”，深受吕祖谦“经世致用”影响，强调经史并重，由史入经，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，而不拘泥于典籍中某句话、某个词和标点对错。“浙学”注重以人为本，吕祖谦在《易说》中强调要“取民有制”，主张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反对无节制征收税赋。“浙学”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特质，而吕祖谦为学做人拥有谦和包容、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，其学问堪称杂博，“未尝倚一师，主一说”，凡是有用的都吸收，以致朱熹批评吕祖谦的学说没有自己的特点。“浙学”讲务实，吕祖谦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“著实功夫”，一切看实际效果，“讲实理、育实才而求实用”是其办学宗旨。陈亮更是强调义利并举、农商相籍，认为道在物中，理在事中，“功到成处便是有德，事到济处便是有理”“天下之大病莫不过于不为”，光说不做是伪君子。陈亮不仅力主事功，而且展开了丰富的经商实践，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壮大国力，完成收复中原大业。“浙学”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，“金华学派”的开创者吕祖谦更是强调“天下事向前则有功，不向前，百年也只如此，盖往则有功”，在他看来，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，要通过创新超越前人，这样才能达到“有功”的目标。

　　【学者名片】吴远龙，男，曾任金华市社科联主席.市政协文史委主任、市文史馆副馆长，现为市咨询委副秘书长、咨询委委员，系浙师大、金职院、市委党校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，先后主持省、市各级课题三十余项，出版《金华改革开放三十年》《金华：崛起中的浙中城市群》等专著，主编《生活中的法律》、《市民法律常识》《如何当智慧父母》《老祖宗告诉你如何做人》《古婺芳踪》《老金华的记忆(丛书三套18本)》等著作三十余种一百余部。2011年在全国第十三次社科科普理论研讨会上被评为“全国百名社科普及专家”。